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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及其启示
2017-09-16 12:12 金太军 

人们一般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研究方法”这一概念:一是指认识和揭示事物本质的哲学原则,它是处于世界观层次的根本方法;二是指研究问题的基本角度和出发点;三是指收集和处理研究材料的具体技术。本文所论及的主要是第二种方法。此种意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亦即通常所说的政治学方法论,涉及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资料、研究方向和研究途径的选择以及解释与论证的规范、准则等一系列问题。它是处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核心地位、能够体现学科特点的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构成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在2000多年的政治学发展进程中,政治学方法论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19世纪末政治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交锋论争日趋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从规范研究方法一花独放到经验研究方法后来居上,再到研究规范方法重新崛起并与经验研究方法相互融合,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成熟直接导致政治学学科的突飞猛进,并凸现出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轨迹,对当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乃至整个学科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可谓渊源流长,它主要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机构方法和制度方法等,其总体特征是着重从哲学思辩的角度去研究民主、平等、正义、自由等政治价值规范,并以此为终极目标和根本原则,对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制度性问题进行静态的、描述式的、历史主义的研究 ,包括研究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政治组织的正式机构和国家的政治制度,追溯某些重要的、正式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机构的历史渊源、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政治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则以政治生活中可观察的经验事实(如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价值规范、国家机构、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并采用科学、定量、经验的方法,具体地、实证地、精确地研究现实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分野乃至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从历史上看,直到20世纪中叶前,规范研究方法绐终牢牢占据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和正统地位。此后,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盛,行为主义所推崇的经验研究方法便迅速取代规范方法成了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研究方法,这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一场革命,一场政治学方法论的革命。行为主义处处以传统政治学的批判者自居,他们尖锐抨击传统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方法所带有的浓厚的道德和哲学色彩,强调经验性方法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实证性的量化研究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精密科学”和“经验科学”。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从方法论方面给传统的政治学注入了生机,不仅大大提高了政治学的分析、综合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内容,使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不仅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存在,同时也具备了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的功能。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席卷了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学界,因此,行为主义所奉行的经验研究方法几乎成了政治学基本研究方法的代名词,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验方法的旗帜下汇集了政治系统方法、政治结构功能方法、政治沟通方法、政治决策方法、政治精英方法和政治团体方法等多种分析方法。至于技术层面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如个案分析、实验分析、模拟分析、调查研究、因素分析、统计方法等等。 传统政治学沿袭已久的规范研究方法似乎已淹没在行为主义经验方法的洪流之中。

然而此种局面并未能持续多久,过分注重经验研究方法而一味排斥规范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必然走向方法论的死胡同。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风靡西方20余年之后,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发生了严重危机,于是经验研究方法不再独占鳖头,规范研究方法开始复兴,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呈现出经验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一前所未有的新趋势。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验研究方法所遇到的内部挑战,就是所谓的后行为主义革命 ,这场革命发生在行为学派内部,并使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嬗变。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它并不象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流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特别是研究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作了用心良苦的批评和重要的修正、补充。正是在这种批评和修正中,后行为主义表明了自己在方示论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01

批评了行为主义经验方法的基础— —价值祛除论,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即“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政治学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反对传统的注重价值研究的规范研究方法,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与这种看法相反,后行为主义者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关的社会研究(包括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社会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 “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运用价值标准” ,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政治学的评价往往是事实与价值两者的交融,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是毫无意义的。

02

批评了行为主义经验研究方法的逻辑指向— —建立经验的“政治科学” ,主张政治学科“政治化”建立在价值中立基础上的行为主义的经验研究方法,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 ,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针对行为主义脱离实际政治生活、不关心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保守主义倾向,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 ,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上的基础,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 “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 “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为关键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总之,政治学不应该成为一门与世无济、“取消政治”的纯科学,相反,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和内容应该“政治化” ,即应该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这不但是可以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03

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法的作用的贬低,重新肯定规范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如前所述,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的方法,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达尔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 ,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经验(科学)研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 ,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政治体系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片面、肤浅和繁琐。后行为主义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04

批评了行为主义热衷于以技术手段作定量分析而使方法超过了研究本身,主张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转变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使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后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理所当然地应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但是他们强调,方法即使是高级、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决不能“喧宾夺主”地优先于政治学的内容,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理论”。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奕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应当被用作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哪些社会和政治因素使决策者重视某些社会问题而不重视另一些社会问题?某一项政策被采用将导致什么后果?对于这些后果我们将怎么评价——的方法和手段。正象伊斯顿所言: “改革时代需要我们重视考虑我们是做什么,我们将做什么,这就象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学科和专业一样。后行为主义是一个有丰富知识的流派,后行为主义就是花最大的精力参与政策的制定”。 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 ,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促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纯科学”向“应有科学” ,即由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而政策科学也就成了后行为主义批评、修正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行为主义经验方法造成强有力冲击的外部力量则是本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的回归国家学派 ( The New State- Centric Schola rs)。就在行为主义政治学陷入困境,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还在酝酿之际,美国学者内特尔于1968年发表了题为《作为概念变量的国家》,拉开了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序幕。1985年,斯科克波尔、埃文斯等人编辑出版了《让国家回归》一书,标志着国家回归学派的正式形成。回归国家学派在政治学研究方法及相关问题上,都与行为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

首先,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出发点是主张对动态的政治行为进行经验研究,而摒弃对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规范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制度和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依据政治法律制度无法揭示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回归国家学派理论的核心则是强调国家及其结构和制度形态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国家对于那些试图影响它的社会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诺德林格明确指出,国家持续不断的活动和制度结构影响着社会,并通过种种制度性措施和手段来消除社会对自身的约束,这些手段包括使反对者不敢运用其资源,缩小其运用的范围和效能,抵消和防止这些资源的约束效应。从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关系来看,前者是一切政治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来看,政治民主不仅依赖于经济和社会条件,而且也依赖于政治制度的设计。正是基于对国家巨大作用的认识,回归国家学派认为传统政治学规范方法所重视的国家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仍然是政治分析的中心。

其次,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静态研究,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它走向根本否定制度研究的另一极端,同样也有片面性。而回归国家学派则主张把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静态研究方法与动态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要研究国家制度的结构和法制、政府正式机构和与此相关的法律或宪法文件等静态的制度性问题,又要研究国家结构性特征的产生、变化和维持、影响国家自主行动能力的历史因素,影响结构变化的国际环境,以及政治制度的功能变化,政治制度在社会体系中的关系,制度模式的相互冲突和协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行为关系机制等动态的制度性问题。这表明回归国家学派并不是对传统政治学静态的规范研究方法的简单复归,而是将之与行为主义动态的经验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使政治学研究方法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

再次,信守“价值祛除”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热衷于采取纯粹客观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回归国家学派则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及其组成的国家机构有自己的、不同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偏好,它对于政治行为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有重大影响,而社会上各种阶层、群体、利益集团、社团等在特定的政策问题上的价值偏好,对公职人员和国家却影响甚微。克拉斯纳强调,国家这个行为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取向,能够控制甚至改造其所处的社会。诺德林格也认为,国家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行使,即使这种偏好与社会的偏好不一致并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时,国家也能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和组织优势来改变社会偏好,或者缓和社会反对行为及其后果,或者说服和诱导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冲突的社会集团保持中立,甚至直接运用法律赋予的武力镇压手段祛除任何挑战者等,以实现和维持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统治。有鉴于此,回归国家学派认为,要揭示政治生活的本质和政治过程的实际,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价值问题。既然如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在政治学方法体系中就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最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特别是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论和方法,把国家看作只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进行角逐的一个中立性的舞台,它本身缺乏独立的利益。回归国家学派则认为,由政府、立法机关和法院以及相应的制度结构组成的国家“具有自己的逻辑和利益,它不必与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同,也不必与充斥国家的各种成员集团的利益相融合” ,国家具有不同于社会利益的独立利益,国家“是拥有对领土和居民控制权的组织,它可以系统地表达和推进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反映集团、阶级或社会的需求与利益”。这里回归国家学派实际上是采用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此种方法的分析框架中,国家与市场、企业等竞争性组织相似,也是寻求并捍卫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国家的特殊之处只在于它能向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和博奕规则,这些制度、规则的变迁或创新直接影响政治经济活动的结局乃至历史的进程。因此政治学应关注制度问题,包括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机构的独立利益、权力及其限度,制度功能及其变迁等等。

考察当代西方政治学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更替和沉浮,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01

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已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学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在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 ,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潮的冷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以及国家回归学派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这标志着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当然,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 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 ,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以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把它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功夫改变以往对政治问题研究的那种抽象的、往往是纸上谈兵的方式,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项工作无疑应长期坚持下去,希望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加入,形成合力。

02

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政治学流派,曾适应了维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与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为主义奉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把政治学研究引上了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而它不能为解决西方社会五六十年代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提供可行的方案,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对此,包括行为学派在内的许多西方政治学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曾任国际政治学会主席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克劳斯·冯·贝姆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 “行为主义之所以衰退,是因为它过分强调方法和计量,结果搞出了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东西。”而后行为主义蓬勃兴起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积极研究和参与,在于它能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使政治研究能够有效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服务。由此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以阐释、论证、说明和指导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为已任的西方政治学也不可能总停留在一种形态或一个阶段上。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 “政治学在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是一个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的有机体,它在不断地成长。”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 ,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梳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03

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回归国家学派系统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待国家(机构与制度)的消极态度,特别是回归国家学派充分肯定了国家及其机构和制度结构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对社会、对政治民主发展的巨大作用,重新把国家政治制度置于政治分析的中心,并试图将制度的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 ,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其二,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本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坚持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相结合。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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